戴海斌︱陈恭禄与萧一山舌战述评（一）：史法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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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1930年代初，在两位年青的前史学家陈恭禄与萧一山之间，环绕后者所著《清代通史》下卷，以天津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为主战场，产生了一场长年累月、反常剧烈的“文字战”。当年（1932），陈恭禄三十三岁，为金陵大学前史系讲师，萧一山三十一岁，为南京中心大学教授。论争往后，后者网罗各方争辩文章，辑成《〈清代通史〉下卷讲稿辨论集》（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8月版），并特作一长序，从本身情绪回忆“争辩”始末，从一开端得见陈文，“闻而色喜”，鉴于“谈论之职责”而“诚挚答之”，到无法忍受对方“强诬狡赖”，从而“痛心国难，疾首士风”，不得不“糟蹋翰墨，详函申辨”，泄漏心态的弯曲改变。这一场以“学术批判”为导火索而引发的翰墨官司，此来彼往，步步晋级，生动呈现了民国学界生态的杂乱面相，文字矛头背面，包括其时学人之根底素质及各自汲引的思维学术资源，公共媒体性质的大报副刊为“谈论”所供给的宣布空间也充满了张力（详拙文《陈恭禄与萧一山舌战始末》，《南方周末》2023年8月4日）。陈恭禄谈论从“论前史办法与史料”（举例十余）、“论作者应有之情绪”（举例凡三）、“纠正书中过错”（举例凡十）、“指责别字”（举例凡四）等四方面立论。最终一项，萧一山既诿责于“校正忽略”，辩阐明“印讲义作者均不校正，一委诸印刷局手民，故别字连篇也”，此处也不再赘。惟前三项兹事体大，质言之，包括了史法、史料、史观及史事考辨，荦荦大端，多联系“史学根本问题”者，与萧一山诸反论合观比勘，足资启示。窃认为“我国近代史学科”发端期的学术派分、私自竞逐，在陈、萧二氏舌战文字中多有泄漏，藉此可窥1930年代学界干流、非干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。

萧一山（1902-1978）

萧一山：《〈清代通史〉卷下讲稿辨论集》，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

陈恭禄（1900-1966）

裘陈江编校：《陈恭禄史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书社2020年总字数达一百二十万的《清代通史》上、中卷在1923、1925年先后面世，彼时萧一山仍是一个廿岁出面、大学未结业的年青人，在梁启超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李大钊、李泰棻、蒋梦麟等名家长辈“加持”之下，这颗学术新星以飞快速度冉冉升起，可谓名动一时。1925年，他从北大结业后，执教于北京数所院校，屡次教学“近世史”。不晚于1927年，《清代通史》下卷讲义已根本完稿，“其时随编随印”，发给北大、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，民间书局借机翻印，而有“盗本”流布。《清代通史》上、中卷叙事时段始自清朝开国，迄于鸦片战争，下卷接续而作，榜首册内容全为表格，起清初，迄清末，录入《清代宰辅表》《清代军机大臣表》《清代督抚表》《清代学者生卒及其作品表》等；第二册叙说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役，历二十四年（1850-1874），包括粤、捻、回、苗乱之起灭，以及咸丰、同治两朝之内政交际诸史事，根本归于近代史领域。1932年10月3日，陈恭禄在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宣布《评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下卷榜首二册》一文，首先发问，直言“此次印行下卷榜首二册，作者萧君一山仍用前法编著成书，吾人读之较为绝望。盖自上中卷印行以来，据余所知，未见公允之谈论”。所谓“公允之谈论”阙如，大约是指萧著前两卷面世后，世人推扬过甚，而少谈其问题，文中针对“下卷榜首二册”的尖利谈论，能够说是萧一山一往无前的学术道路上遭受的榜首次重击。

萧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下之二，北平文治学院讲稿，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

陈恭禄：《评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下卷榜首二册》，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1932年10月3日陈恭禄谈论开宗明义，提醒“史书之价值，视作者所用之资料及编纂之办法而定”。关于“编纂之办法”，按陈氏表述习气，义同于“前史办法”，主要就史书编纂之体裁、编制而言，偏重“技能”层面。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今西龙为《清代通史》作序，便颇赏识萧一山“能够将许多的旧资料，融化成自己的东西，又加上许多新史料，而且记叙也安排得宜，详而且确，实是从来得未曾睹的佳著”。梁启超也极揄扬作者“欲操之术”，径言曰“萧子之于史，非直识力精越，乃其技能亦稀有也！”（《清代通史·梁序》，此文落款：“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，梁启超序于京师北海之松坡图书馆”）关于“技能稀有”一语，闻名版别目录、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（1912-1991）续有发挥，1933年在《图书年鉴》推介萧著，说“至民国十二年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上卷书成，始能称为新史体输入后之一大发明，凡梁帝、郑樵欲变而不得其道，章学诚识其意而不能得其体者，一举而处理之”，其赞誉萧著“盖有四善”，有所谓“诠配之善”，即附表许多，政治史与文化史之比量各居其半，能够“参互排比，因果自明”，“编制之善”，即能糅合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、通志、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（按另二善为“情绪之善”“资料之善”）。及至晚年，又为新版《清代通史》撰跋，概括定本的编制特征：

全书十七篇，分九十六章，四百二十九节，节之下又立目，华章节目，各有标题，不唯可见纂组之功，抑且助循览之易。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，著者亦师其意，所附宰辅、军机大臣、督抚三表，固旧史所曾有，大事、世系、学者作品、交际约章四表，则此编所新创。贯会全史，补其未详，既省史文，复便检寻。至全书事求详确，文务清楚，援引必列其书名，附及则系以小注。（杨家骆：《萧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》，《我国一周》1963年7月29日，收入《萧一山先生文集》下册，677-680页）

然各花入各眼，上述萧著“编制”之“善”者，在谈论作者陈恭禄看来，反而最落下乘，最为史家不惬人意处，文中所举“史表”“古史问答”二例，及其引发的争辩，堪相连类，掎摭利病。

梁启超题署“清代通史”一、关于“史表”《清代通史》下卷榜首册内容全为“史表”，如枢臣疆吏表、学者生卒作品表，各达数百页之谱。陈恭禄从三方面提出质疑：

（一）就作用而言，“表占若许重要方位，殆囿于古人之编制。对一般读者毫无优点”；

（二）就内容而言，“枢臣疆吏表有《熙朝宰辅录》《枢垣纪略》《清史稿》等足供查看，作者稍将其损益抄入，攘为己有，全国著书之易，无过于此”，比如一八六一年，“朝廷创设总理衙门，其安排同于军机处，职权尝或过之，依照作者编制，必当列之为表，何竟缺少？或将疑作者无蓝本可抄矣”；

（三）就方位而言，“作者以表为下卷榜首册，更不行解。政治上之演进，莫不有延续性，乃于鸦片战后，咸丰朝前，插表一册，分之为二，岂合适之地乎？”

陈恭禄：《为〈清代通史〉下卷答萧一老虎》，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1933年2月27日按“史表”一体，渊源有自，向为史家作重。太史公《史记》创建“十表”，以纪治乱兴亡之大概，皆榜样之作，而“开作品家许多法门”，后世多沿之。刘知幾视“表以谱列年爵”为《史记》利益之一，“虽燕、越万里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；虽昭穆九代，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”（《史通》卷二《二体》）。顾炎武认为人物列表可补“传中有未悉备者”，“年经月纬，一览了如，作史体裁，极大所以”（《日知录》卷二十六“作史不立表志”条）。为萧一山爱崇的梁启超，生前屡谈“把正文变为图表”关于前史表述的必要与优点，“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，化乱芜的文章为简练，且使读者一目瞭然”，“凡遇杂乱之史迹以表驭之，什九皆可就范也”，“能够把许多不简单摆在正文内的资料保存下来”，他自己事必躬亲，自述“生平读书最喜造表”，“造表所用之劳费，恒蓰什佰于著书”（拜见《我国前史研讨法》第六章《史迹的论次》《我国前史研讨法续编》“泛论”第二章《史家的四长》、“分论三”《文物的专史》等处表述）。蒋百里为《清代通史》作序，也说：“通史之要，莫重于图表。而图表之术，今胜于古。记载一事，往往有历数千百言而不能明者，划一线而大势可了然于掌。且可使读者于瞬时刻得整体概括之观念。此新东西为吾人所不能不运用者也。”（《清代通史·蒋序》）此处图、表二事，当别离言之，且梁、蒋二氏更多从“新史学”的辅佐东西论其功用；萧书制造各表，则接近于传统的人物世系表，与正文合作，充“通史”之一体。萧一山认为史书有表，能够“置繁赜于简明，条事物于一向”，十分重视史表，也投入许多精力和时刻编制史表。开始所拟“六表”包括：清代大事年表榜首、清代宰辅表第二、清代军机大臣表第三、清代督抚表第四、清代学者作品表第五、清代交际约章表第六，见《清代通史六表叙例》（民国十二年稿，二十五年一月修订于北京，《非宇馆文存》卷五）。《清代通史》上卷收入各类史表三十余个，占近百页篇幅，中卷有表二十八个，占二百页，下卷史表所占份额更大，仅《清代学者生卒及其作品表》将近三百页。李泰棻欣赏《清代通史》中的史表作用，认为“有清准则较繁，往代《会典》《通典》，虽载其详，顾卷帙纷多，览之匪易。一山于其官爵，禄位，兵刑，推举，校园之制，多纳于表；卷首并详列大事俾读者一望而知”（《清代通史·李序》）。后世学者总结《清代通史》的作品特征，也杰出“重视史表的作用”一点，认为“作者把一些繁琐的业绩，单调而又难于回忆的数字、世系、准则、公约、行政区划、学者作品等等，均通过纲举目张、钩要提元的时间，逐个列成简表，附于书前或文末，既节省了许多的篇幅，又给人以一望而知的形象，作用较好”（萧立岩：《萧一山传略》，《我国史学家评传》下册，1610-1611页）。近时仍有学者赞誉萧一山对“史表”的成功运用，认为 “发扬了我国古代前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”，“表现出极端可贵的立异精力”，“关于咱们今天谈论前史编纂依然赋有启示含义”（拜见陈其泰：《现代史家对史表的成功运用——以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为例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13年第11期）。

《清代通史》六表之五《清代学者作品表》但是，陈恭禄看待《清代通史》下卷榜首册之“史表”，不唯“作用”欠安，甚且性质可疑。其批判定见包括三点。其一，次第突兀，方位不妥。萧一山对此辩阐明，“愚书七表，本为附录，初与正文无干，因全书未成，续有增刊，此亦无可怎么之事。陈君谓插表于咸丰朝前，直可谓无的放矢”（《为〈清代通史批判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〉》，1932年11月3日）。是否“无的放矢”，陈恭禄作有辩驳：“萧君既言表为附录，而印行之讲稿，则称表为卷下之一，史稿为卷下之二，书中亦无阐明，岂能谓余‘无的放矢’乎？”（《为〈清代通史〉下卷答萧一老虎》，1933年2月27日）惟《清代通史》下卷一、二册为“讲稿”性质，既属不决之书，“史表”方位亦具有暂时特征，毕竟何为“合适”，此处不用具论。（按1963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书《清代通史》定本，“七表”置于卷末，目录为：清代大事年表榜首、清帝爱新觉罗氏世系表第二、清代宰辅表第三、清代军机大臣表第四、清代督抚表第五、清代学者作品表第六、清代交际约章表第七。）其二，内容杂乱，饾饤獭祭。“表所罗列者，多为人名、官名、年代，读者不能回忆，且或不愿一读，其性质近于人名大辞典，辞典固非前史”，如此不唯不能“省篇幅”，更视史书无异“百科全书”，这在陈恭禄看来“原缺少取”，他从而责问：“二十世纪之史书，当以明晰整个社会为意图，何须不辨是非，墨守旧法？”（《评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下卷榜首二册》，1932年10月3日）按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表之有用无用，端赖读者眼光。陈氏径谓“对一般读者毫无优点”，或嫌稍过。差不多一起，谢国桢在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六卷二号也宣布关于《清代通史》下卷的“介绍文”，指陈同一现实，但表明“作表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。这些表虽然不能无漏落的当地，但也很能够备人的查看”。所言未掩其善，似较平允。

谢国桢：《新书介绍：清代通史下卷甲集二册（宝穴萧一山著）》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6卷第2号，1932年3-4月其三，“攘别人之作品认为己有”。针对“史表”制造，陈恭禄敏锐地指出，凡下卷录入之枢臣、疆吏、学者各表，均有现成著录文献可资参看，故排比铺陈，不厌求详，而近代新设的总理衙门，一无凭藉，职官年表只能阙如，如此不能不有“作者编书之办法，多为一己之便当”的嫌疑。关于此种严峻指控，萧一山当然不愿供认，反问道：“不知陈君曾看过《熙朝宰辅录》《枢垣纪略》《清史稿》否？愚敢必其绝未看过，不过据愚书各表前之例言，而知其书名算了。全国批判之易，真无过于此矣！”不过，这一调查并非陈氏独有。谢国桢也发现“史表”其来有自，而且愈加详细地提醒了所据“蓝本”——榜首部分的《清代宰辅》等表是依着《清史稿》和潘世恩的《熙朝宰辅录》做的，清史馆所修《清史稿》是按年月排的，这个表是按人名，不过把《清史稿》的表从头倒转过来算了。所以如鲍承光等人原表所略的现实，这个表也未能举出来。《清代督抚表》是依着吴廷燮的《同治以来督抚表》《清史稿》中之《疆臣表》而倒转来摆放的。《清代学者生卒及其作品年表》是依着《疑年录》和顾颉刚的《清代作品考》而作的。

关于“史表”问题，萧一山在后续争辩中，援据吴廷燮、陈垣等前例，阐明治史为治史之大端，绝非“不过抄胥之事，将无价值可言”，又驳斥“著表最易”一说，自我辨白仅《清代学者生卒及其作品表》一项，“愚费三年之力，没有彻底，而六十万言之书，亦不过费时三年算了”。他抨弹陈恭禄“无史表知识，而又妄发议论”，甚而规劝“如其对立史表，可读《史通》，未尝不行于子玄之说，假一例子”，“《史通》既不曾读，亦尚有此‘能够一读’之《清代通史》在”（《为〈清代通史〉下卷讲稿榜首二册批判事致〈大公报·文副〉编者书并答陈恭禄君》，1932年11月3日）。但关于诸表攘袭前人之说，未作出正面回应。

还可略补一笔的是，几年后，一位名叫许霁英的青年学人在《大公报·史地周刊》宣布文章，也对《清代通史》中卷榜首篇所载《乾隆宰辅表》提出“商讨”。全表共列宰辅六十人，“今观表中所编排，编制则前后纷歧，讹谬挂漏不下四五十处，且遇有不难覆按者亦多任其空缺”，作者逐个举证，由此感喟——“是则疏荒之讥，亦不能为萧君谅矣”。

许霁英：《对萧著〈清代通史〉中卷“乾隆宰辅表”之商讨》，《大公报（天津）》1936年12月18日，第11版二、关于“问答语体”《清代通史》下卷第二册主体部分为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役，书内叙事记人，屡现前史人物对面“问答”的场景。陈恭禄认为此类不合史法——

古史中之有问答，原为古代之文体，在今严厉论之，殊难作为有价值之史料。盖二人问答之语，何由传出？史官记之者，何从知之？记载有无附会、修饰、夸大之辞？殊难判定，其真伪成分亦难区别。近时史家除引证节减或可信原文之问答，从无用之入书者。萧君于其书中竟常用之。（《评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下卷榜首二册》，1932年10月3日）

谈论中举出星相术士、萧朝贵、洪大全、李续宾、李秀成、法美广州领事、洪秀全等七例，责问道：“兹就所举者论之，或为密议，或为军国大事，或为一二人之私语，作者何故知之？”从而驳斥其病在“以小说视前史”，“根稗史为史料”，“囿于夸大之说”，“为作者装点附会之辞”。

按“问对”一体，古已有之。《文心雕龙·杂文篇》：“宋玉含才，颇亦负俗，始造对问，以申其志，放怀寥廓，气实使文。自《对问》今后，东方朔效而广之，名为《客难》，托古慰志，疏而有辨。扬雄《解嘲》，杂以谐谑，回环自释，颇亦为工。”此类之作，“（形式上）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，或设客难，（内容上）以著其意”，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、吴讷《文章辨体》等作品从“文体”视点皆作有阐明，一般概括其性质为“文人假定之辞”。余嘉锡《古书常规》“古书多做作故事”一条，论“诸子著书，词人作赋，义有奥衍，辞有往复，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，假为问答以尽其辞，不用实有其人，亦不用真有此问也”（《古书常规》卷二“明编制第二”）。传统典籍中呈现“问答”的场合，数见不鲜，一些史学本位者仍倾向于区别“假说”与“实录”，并不以“采为逸闻，编诸史籍”为然。如专讲“史法”的刘知幾，很早就划分文、史鸿沟，“以园吏之寓言、骚人之假说，而定为实录，斯已谬矣”，提醒“自战国以下，词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本相酬答”，至后世史家，“皆采为逸闻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耶？”（《史通》外篇卷十八《杂说下》）顾炎武也认为文史有别，不宜牵混，“古人为赋，多假定之辞，序述往事，认为装点，不用逐个符同也”，不行“掎摭史传，以议此赋之不合”（《日知录》卷十九《假定之辞》）。

萧一山：《为〈清代通史〉下卷讲稿榜首二册批判事再致〈大公报·文副〉编者吴宓君书——并答陈恭禄君》，连载于《大公报·图书副刊》1934年7月7日、14日、21日、28日陈恭禄根据“存疑”“辨伪”的史学准则，不接受“问答之辞”能够征信，亦不认同其能够入史。萧一山起而辩难，而谓：“姑不管问答语体之见于史书者，若二十四史，若两《通鉴》，若九种《纪事本末》等举目皆是，但如陈君所云，介弟证书中问答之语，则非起死骨于地下不行。弟固无此还生术也。”（《为〈清代通史〉下卷讲稿榜首二册批判事再致〈大公报·文副〉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》，1934年4月28日）此处援古证今，坚持认为“问答语体”适用于史著，家常便饭，更不用有疑。由上述话头引申，二人之间产生了关于“前史的怀疑论者”的一番争辩。先是萧氏指控——

夫二人之语，不能传出，则二人之事，独可传出乎？史官无从知其问答之语，又何从知其问答之事？此前史的怀疑论者，真可谓体贴入微矣。陈君何不思之甚耶？

陈氏随即辩驳——

关于书中问答语体，余于原谈论其毫缺少信，偏重八[七]例阐明，萧君不能无懈可击，斥余为“前史的怀疑论者”。余非其人，亦不愿为之，不过素日关于史料，建议严厉区分，定其真伪可信之价值，决议取舍，从不以小说视前史，而愈加以附会也。二十世纪之前史学者，莫不如此，余非以学者自视，不过未入歧途，而惜萧君不知近代之前史办法耳。

按关于“问答之语”性质为何、能用否、怎么用，因情绪不同，言人人殊。拿手“谈艺”的钱锺书尝言“词章随便，异乎文献征信，未宜守株待兔”，“据此以订史，是为捕风影，据史以订此，是为杀风景”（《管锥编》第四册，“全宋文卷三四”）。在他眼中，“史不行尽信”，有时还迹近于诗、小说、传奇，掺杂了“文学的虚拟”——“上古既无录音之具，又乏速记之方，令出必行，而何其口角亲热，如聆罄欬欤？或为密勿之谈，或乃心口相语，属垣烛隐，何所据依？……盖非记言也，乃代言也，如后世小说、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。……史家追叙真人实事，每须遥体情面，悬想事势，设身局中，悉心腔内，忖之度之，以揣以摩，庶几入情合理。盖与小说、院本之臆造人物、虚拟地步，不尽同而可相通；记言特其一端。”（《管锥编》榜首册，“左传正义一”）史书中所谓“问答之语”，不是实录古人的“记言”，而是具有作者认识的“代言”，而且此种代而言之，绝非随意发明，需求史家“设身处地，依傍性情身份，假之喉舌，想当然耳”。按钱锺书说法，作史者据往迹、按旧编而“补阙申隐”，也需求“灵奇酣放”的幻想，也恰似“肉死象之白骨，俾首尾完足”。在此含义上，文、史之间已非判若鸿沟，不行逾越，相反地，两者联系密切，“接枝交叶”。

钱锺书《谈艺录》如果说，钱锺书论史学求真之道，“非传真之道，而逼真之难，遗其神，即亦失其真矣”（《谈艺录·静修读史评》），毕竟掩藏不住一颗“文心”，显与实证主义派史家异辄，古事本相可由科学办法重建而传，没有精力的古事，却“好像走了电的电池”，其所谓“代言”之善，大致也应在此思路上了解；那么，萧、陈二氏关于“问答语体”虽然见地纷歧，然身份认同都是“二十世纪之前史学家”，争辩要点在于怎么复原前史，不管“疑”或“不疑”，尚均产生在史学实证层面上。“史不行尽信”“史事无不待考证者”，大致是民国趋新学者的一致，他们好讲“办法”，着重“区分”，处处抱着“存疑主义”，甚而有一种“宁可疑而错，不行信而错”的情绪（参看王汎森《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判者》）。仅仅作为北大身世的“新学生”的萧一山，对传统史学抱有某种“特别情结”，在追叙前史上的真人实事之际，自傲更具“遥体情面，悬想事势”的才能。他控诉陈恭禄为“误入歧途”的“前史的怀疑论者”，于“问答语体”喋喋缠纠，恰成“陈君无前史根底知识，而又‘大言欺人’之确证”，后者则径以“近代之前史办法”作为自我辩解的东西，着重要将史料的“严厉区分”，而抵抗全部“附会”“修饰”“夸大”之辞。从以上对话，咱们能够看到，查验“问答”的史料价值，二人各持办法与规范，其故在于所援据的史学理论资源不同。由此，“问答”一体“足信”与否，已成公婆互争有理的“罗生门”，殊难片言定谳，给批判者戴上一顶“怀疑论者”的帽子，似亦缺少服人。三、“文人不与言史事”？

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下卷讲义印行后，谢国桢专门做了谈论，风趣的是，史事“搜证”、史料“搜辑”而外，花许多篇幅大谈“史学叙说的办法”——

自从考证学兴，史学叙说的办法，越发不讲了。只需东抄一段，西录一段，加上一点案语，所以乎便是什么考的大文章了。其实作史这一件事，须费了许多力量，找了许多资料，区别了资料的真假，把他的现实畅通领悟心中，我的文章宣布出来，那么才有精彩。……我看清初只要万季野“有作史的身手”，近来梁任公的论文，真是光焰万丈，确如他说“吾文有力，吾手有鬼”的姿态。即如他做的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读了教人忘倦。胡适之，格式小得多，但他的条理流畅，是不行及的。

谢国桢是梁启超弟子。咱们知道梁著《我国前史研讨法》谈论“史才”的部分，便“专讲史家的文章技能”，兼取“安排”与“文采”两头，前者重视取舍、摆放，后者则贵在简练、飞动。谢国桢在此处赞誉乃师“作史的身手”，有文有质，文史合一，其实也直接点出了萧一山作品瓣香地点。

刊登陈恭禄谈论的《大公报》“文副”版主编吴宓，对《清代通史》的一些“缺陷”虽然有所指责，但从传统文化观动身，赏识萧一山“旧学”根柢深沉，“文章”辞藻精工，在今皆极不易得——

近世专门之学盛，而一般文化程度低降。故作史者往往于古学缺少涵养，文章素不尽心，其作品虽罗列现实，清疏紧密，而文字则晦昧干燥，了无神采。此在我国近今尤为恒见，因我国新学来自西方，资料办法取自异国载籍，工为此者，自更难望其于本国文史沉溺有素。况自文字改革，旧学湮灭，读线装书者，亦只短促翻检，寻取可人吾题或合适吾意之资料，排比堆积，以成吾之作品，谁复精心畅通领悟，实施研炼，以撰作绘声绘色之妙文乎！

今之作者，率皆旧学乏涵养，文章不精粹，故作品史书，若其现实之精确持平，则文较工美者胜。本此以言，则萧一老虎之《清代通史》似为有价值而可欣赏之书。

有意思的是，若以陈恭禄规范衡之，上述“欣赏”之词不只搔不到痒处，甚至有舍近求远、褒贬倒置的嫌疑。“文史分立”是他一向的建议，在他看来，萧一山充其量算是我国传统式的“文人”，而间隔规范的“前史学者”尚远。前述“问对”一体运用于史著的争议，便很能反映二人关于文、史鸿沟灵敏程度的差异。

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主编吴宓

吴宓:《〈文学副刊〉编者案语》，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1932年11月3日同一种书，读者观感因眼光不同而截然不同。吴宓欣赏萧一山“作品史书”而能“绘声绘色”，诚为难能可贵，陈恭禄却苦其“文章不精粹”，行文大部“仍是未消化未审核之史料”。今天有学者认为萧一山文风“质朴、简练、生动”，“关于改善其时史学作品的表达方式，大有学习含义”（张光华《论萧一山史学作品的文风》，《史学史研讨》2013年第2期），王家范却着重“先生援引史料一定坚持原貌，往往大段采录，不加删减，由此保存了许多原始前史文献，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”（《萧一山与〈清代通史〉》，《前史研讨》2006年第2期）。陈恭禄特别恶感的一点，便是《清代通史》大抄文献，“从不问其所言来自何方，杂然抄袭，毫无建议”，“其视史书无异于百科全书，原缺少取”，不由由是反问道：“著书果若此之易，究何益于读者乎？”就史学作品而言，行文繁杂尚在其次，吃紧的，更在文省而事误、或文省而事不增。顾炎武尝论“文章繁简”，便建议“辞主乎达，不主乎简”。陈寅恪也说过“讲前史重在精确，功夫所至，不嫌屑细”。萧一山在论争之际，也从这一视点为自己辩解：

盖辞省则意吝，毕载则言妨，为斯变体，不得不然，陈君固未之能懂也。

盖其时之景象，不能确知，故引附原文，而注明其出处，此是慎重必定之笔。凡通史写注明出处者，皆作者畅通领悟贯穿之言。反之，则凡注明出处者，皆引证别人之语，而借以参看，非作者所愿担任。此种写法，于古有征，于今亦有征，中西史书，举目皆是，不只一部《清代通史》也。

不过，需求阐明，陈恭禄批判其实包括两层，一是史料原文抄得太多，二是只要抄写没有区分，所以他要着重“史料之运用，非抄袭之谓，乃剖析其内容，区别其真伪，考证其现实，然后引证，不然曲折传抄，仍是未消化未审核之史料，何须多此一举？”萧一山的答文仅仅回应了榜首层（关于萧著“史料”运用问题的详细谈论，参拙文《“批判”怎么或许？陈恭禄与萧一山舌战述评（上篇）》，《我国文化》2022年第2期）。

至1942年，萧一山任教于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，宣布《近代史料史书及其批判》《近代史书俯瞰》二文。时隔多年，通过长时间的“自学”和“补课”，萧一山的史料学素质已非旧日可比，对近代史料“森林”大局在胸，而能剖析入微，仅仅间或积习产生，言下仍有若干“大言”的流露。陈恭禄阅览之下，又不由得作文批判，在一篇题为《史料与学者》的文章最初，即宣布了一番“感触”——

近代史之史料，汗牛充栋，绝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读。不自量而言之，徒见其胆大妄为，而为通人所笑。学者知其然也，非亲读或曾运用之史料，决不敢有所论列。其研讨之规模，常限于专题或某一时期，既不能以之推论全部，更不能强不知认为知。凡研讨学识之人士，无不如此。近时我国史学视前稍有前进，为一可喜之事，而最大之阻止，则为文史不分，认为能文者皆可为史家。

此处“文人”，明指萧一山，批判其滥充“史家”，“自居于学者方位，妄议全部，难免误人”。文中“仅就办法上”指出三点“错误”，一曰“傅会”（顺理成章之解说，非愚即枉），二曰“强不知认为知”（不知外国史料，所言多为新发明之现实），三曰“不知何谓作品”（以抄写史料为作品，区别史料与作品之根本知识，亦嫌不行）。

萧一山：《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判》，《志林》第3期，国立东北大学，1942年1月4日

陈恭禄：《史料与学者》，《文雅半月刊》1942年第2卷第10期清儒章学诚虽发起文史贯穿，大体仍站在治经史之学的士大夫情绪对立文人习气，建议“文人不与言史事”，认为“文士剿袭之弊，与史家运用之功，类似而实相天渊”。到了民国，像傅斯年这样的新学者更明确指出：“文史两途，性质固不齐一，史为科学，而文为艺术。”陈恭禄素持“文史分立”建议，如文章标题——“史料与学者”——所暗示的，文人缺少以言史学，原因在于：国人所以如此者，因为不知前史性质，亦不知前史办法。文人未受前史学之练习，偶然见得一二史料，即自标榜为学者。殊不知史料为一事，保存史料又为一事，研讨史料发为论文又为一事。学者之奉献，乃视其研讨之成果——有无新知识也。国人受传统思维之影响，不能区别，原无足怪。文人滥充前史学者，有此观念，而发为文字，则不能不予以纠正。

学者之异于文人者，在通过史学的严厉练习，明晓前史学之性质与办法，能够在充沛收集和考证史料的根底上，进行概括叙说、供给新知。非此，则缺少言“史家”。1930年代初，萧一山有海外调查之行，在欧洲蒐辑“太平天国史料”颇有成果，自居为一大“奉献”，陈恭禄由“保存”与“研讨”之异着眼，加以辩驳，而谓“实则抄写史料，为任何人所能为，萧先生自视，亦太卑矣”。

那么，毕竟“何谓作品”？陈恭禄论“今天编著前史之办法”，亦尝期许“以殷切美丽之文写成”（《我国近代史·自序》，1934年），包括了“文”的寻求，但更要紧的是“质”的保证，他说：“作品非抄写史料之谓，乃研讨可信之史料，剖析其内容，据所得之史实并将其畅通领悟贯穿，然后叙说其产生之布景、通过之始末及关于后世之影响，读之庶可明晰各年代之情状也。”（《〈我国通史〉（榜首册）自序》，1944年）然则在对史料“区别真假”的前提下，重建“真确可信之史迹”，从而“畅通领悟贯穿”，寻求一种“有统系之作品”，反映了陈恭禄考据与概括偏重的治史思路。惟运用之妙，因人而异，验证于史学实践的作用，似仍难免议论纷纷、毁誉纷歧之嫌。陈恭禄不满于“近人关于近百年史之作品”，对曾友豪、孟世杰、邢鹏举、杜冰波、萧一山诸家作品多有抨弹，叹气“求一叙其始末之书，竟不行得”；而给他带来空前学术名誉的《我国近代史》在1934年面世后，相同遭受过批判，被指“其间亦颇多能够商讨的当地”，以至于不得不起而自辩，从而在1936年4月至7月的《大公报·图书副刊》再次上演了一场剧烈的“文字战”，深有意味的是，这一次翰墨官司的被告成了他自己（说详拙文《“剃人头者，人亦剃其头”——论1930年代的“近百年史之作品”批判》，另文待刊）。萧一山在1942年宣布有关“近代史书史料”的谈论文章时，对自己前期作品的“遗漏之处”根本能够平情对待，言下却一直未忘当年争辩的对手方，并悠悠然“捎带一枪”——“陈恭禄先生之《我国近代史》，才力不能驾御史料，报章常有批判，兹不赘言”——咱们好像也就能够了解，这一次为何反倒是陈恭禄按捺不住火气，所谓“文人滥充前史学者”这样怼人的话毕竟有何言外之隐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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